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导筒」特别报道
2025年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近期进行，「导筒directube」陆续发布相关特别报道。
“卧室内，意外死亡的父亲的遗体尚且整齐地在床上摆放着，卧室外的餐厅里，玛丽亚姆、努拉姐妹俩人已经开始在空白的支票上伪造出父亲的签名，她们要在银行知晓父亲的死讯之前，划走账户上的存款。”
在电影《父亲的遗产》的开头，这对姐妹开展了场西亚社会背景下的“末路狂花”，映射的是巴勒斯坦当地古老的法律条例——伊斯兰继承法，即“子得两份，女得一份”的继承法律，也就是说在电影中，玛丽亚姆和妹妹努拉两个人各继承父亲遗产的四分之一，而早年移居美国未曾对瘫痪父亲进行任何赡养义务的兄长却可以直接继承父亲的一半遗产，不公平的法律条文和让人焦头烂额的现实生活使得姐妹二人心绪难平，走上了伪造支票骗回遗产的道路。
妹妹努拉是这个传统宗教家庭中最出格的叛逆者，染发、说话直接、用词大胆、恋爱关系更迭频繁，完全违背家庭对女儿这一角色的预期，而这个试图挣脱一切束缚的人，却一定程度的被“朝七晚黑”高强度剥削性工作，以及与瘫痪的父亲同居从而默认的照看义务锁死在了家庭和社会的双重生产线上。母亲早亡，姐姐在成年后飞快的用结婚“逃离”原生家庭，哥哥在享有家庭资源倾斜的同时，有意识的拒绝了一切对于家庭的反哺行为，使得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用叛逆、不靠谱的形象塑造无所谓、混不吝的保护壳。在父亲死后，努拉率先坚定地、极具行动力地提出并推动了“签署假支票侵吞部分遗产”的计划，她相信或许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会让现在糟糕的局面有所缓解，这场预谋犯罪更像积压的对社会制度不公的愤怒与“索赔”。
姐姐玛丽亚姆则全然相反，她的生活可以说是社会认知中典型的中产家庭生活范例，住高档公寓、开越野轿车、上私立学校的孩子、在外工作的老公和家庭主妇的她。然而光鲜外表下的是真实生活的一团乱麻，贷款房车造就的巨大经济压力，时不时在婚姻关系中冷漠且时不时“开小差”的丈夫，逃学、偷车、夜不归宿、离家出走的大儿子，年纪尚小时刻需要人监护的小儿子。她被压缩为社会阶层焦虑、女性经济与家庭双重困境与情感荒漠交织下而犯罪本身则被裹挟了她对未来生活可能转向的微弱期望——从最初被动且心绪不宁地接受妹妹提议，最终蜕变为决绝主动的策划与执行者。
故事的转折在于她们完善了自己的心理建设来到银行，银行柜员却表示这笔钱数额比较大，她需要向账户本人致电确认，于是两个精神弑父者要在她们身处的男权社会找到一个男性同盟伪装父亲，接通银行的致电，于是我们看见了这部女性电影中的另一大议题：无处不在的“男性”。
玛丽亚姆甚至将其丈夫划归为“最不可信之人”——他对女性的情感需求、对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繁重家务劳动价值的彻底漠视，以及在家庭内部沟通上的全然匮乏，都昭示着一种本质的不公。妻子在他眼中，仅仅是维系中产家庭门面的工具与责任负担，绝非平等伴侣。姐妹随后求助叔父，然而在叔父的价值序列中，抽象的宗教道德律令（如不可说谎欺骗）被置于具体亲人生存苦难之上。他以宗教卫道士的姿态进行谴责，粗暴地将姐妹的行为简化为纯粹的“不道德”，全然抹杀她们处境中复杂的伦理灰色地带与求生的困境本质。离开叔父家后，兄长因发现妹妹在发现父亲意外时的未接来电而回拨。情急之中，玛丽亚姆以倾诉离婚意愿为借口转移话题。兄长的回应精准映射了父权社会面对女性苦难时的典型“失语症”：其判断高度物质化——仅关注可量化、显性的物理损害，如身体暴力、言语辱骂、经济供养之有无；同时，其对女性的精神需求、情感共鸣需求、人格尊重等内在痛苦彻底漠视，视其为无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
努拉转而求助于与之有染的情人。在此男性眼中，与努拉的关系是纯粹的享乐与利益交换：他提供情欲刺激与潜在资源，努拉则提供青春与身体。当这段关系要求他承担实质性风险（法律惩戒、社会声誉受损）时，交易逻辑立即失效——他拒绝并非出于道德考量，而是基于风险评估下回报远不匹配的功利计算。努拉在至暗时刻向他求助，暴露了她潜意识中对这段关系仍存一丝庇护的幻想。情人的冷漠拒绝则彻底粉碎了这幻想的泡沫，证明此种关系无法提供任何真正的支持或庇护，只会产生更大的消耗。这深刻揭示了男权社会中部分男性对女性的工具性利用本质——女性是用于调剂生活、满足情欲与征服欲的“消费品”，而非值得尊重和担当的平等个体。她们无法在社会规则内获得公正，无法在婚姻与情感中获得价值与认同，无法在宗教与道德框架内获得理解与援助，她们无法在亲情关系中获得实质性的支持。这社会、宗教、亲情、爱情四面无形之墙同时合围，彻底封堵了所有合理化的出路，规则、婚姻、亲缘、爱情无一可靠，性别才是“第一性”的天然的同盟。
在父亲发生意外之前，姐姐玛丽亚姆建立了独立家庭单元，妹妹努拉则在反叛与生存挣扎中独居。她们的生活轨迹、价值观念与关注焦点严重疏离。“节假日争吵”成为常态——沟通匮乏、积怨未解、彼此隔阂催生出无效的情感宣泄。父亲的死亡则作为压倒性的共同灾难与惊天秘密将二人骤然捆绑：面对父亲的遗体、执行伪造计划、紧迫的时间压力及高企的犯罪风险，迫使她们在48小时内紧密捆绑，无处遁逃。
在这极端高压的“密室”环境中，所有精心维持的日常伪装悉数崩塌：玛丽亚姆的“体面”瓦解殆尽，被迫撕下伪装，向妹妹袒露婚姻濒临破产、经济全面崩溃、亲子关系失控、内心极度恐慌的真相，赤裸展现了一个被榨干、被背叛、濒临崩溃的主妇内里；努拉竭力维持的“强悍”与“玩世不恭”外壳同样碎裂，她不得不承认高强度剥削性工作的压榨本质、与有妇之夫关系的危险与空虚、照顾父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的脆弱与极度匮乏感，以及对兄姐根深蒂固的委屈与怨恨，在姐姐面前暴露出荆棘之下那伤痕累累的真我。这种在常态下不可想象的、毫无保留的崩溃展示，意外地促成了她们之间多年未能实现的深度沟通。她们第一次跳出了“体面主妇”与“叛逆小妹”的刻板标签，看见了对方在各自生存枷锁中奋力挣扎、遍体鳞伤的真实个体。这份诞生于罪与罚临界点上的血脉相连的复苏，正是女性共同困境催生出诡异联结后的“精神弑父”。
她们最终的就解决问题的契机却源于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偶然发现：玛丽亚姆意外发现大儿子竟长期利用变声器伪装成“父亲”声音为之请假！姐妹此前殚精竭虑四处寻找男性模仿父权之声却徒劳无功，浑然不觉科技的发展
然而真正的破局点并非寄托于男性特权者的施恩或倒戈亦或是科技的卓越发展，而在于倚仗体制内部、同样承受着压迫但尚存一丝能动性与同理心的个体——一位女性柜员——并巧妙捕捉与利用了规则执行过程中，基于共情、理解而可能产生的细微信号缝隙与弹性空间，听到姐姐表达的“我父亲希望她的两位女儿能继承他的财产”时的感同身受，从而实现了微妙的扭转。恰恰是这位柜员作为女性身份的深层经验，让她对姐妹的绝境产生了超越刻板程序的理解与感同身受。在那一刻，她选择在理解和守护那份已然僵化但本应承载着父女亲情的权利（时，行使了规则本应排斥的“仁慈”。这一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对抽象、冰冷“形式天理”的微妙悖逆，为在制度缝隙中求生的个体留存了一抹“温暖人欲”的微光——在某种程度上，这行为既隐晦地尊重了形式正义的存在，又在具体情境下尊重并曲折实现了更具现实关怀的“事实正义”。
纵观全片，宏大的战争背景被导演刻意推至远景，成为模糊的布景板：疲惫不堪的主妇、激烈争吵的姐妹、无法动弹的瘫痪父亲、名存实亡的婚姻、行为出格的少年……影片的核心视线牢牢锁定在这些琐碎却直逼生存极限的日常挣扎上。如同影片中的姐妹深陷家庭内部崩塌的泥沼，观众也几乎被这具体而残酷的“生存之战”攫取所有注意力，无暇过多旁顾窗外更大的硝烟。
这种叙事策略本身即构成一种无声而深刻的控诉：在巴勒斯坦持续的暴力冲突阴影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已然是一场关于尊严与生存的隐秘战争。仅有电视里模糊不清的战报片段、影片中段忽然出现的青年游行等碎片化信息，如同背景噪音般偶尔闪现，却总是被前景中更加尖锐紧迫的家庭矛盾轻易遮蔽。最具颠覆性的一刻发生在电影尾声：姨母努拉以“过来人”姿态猜测其大外甥夜不归宿的目的无非是“泡妞、派对、瞎混”，然而真相却如精神震撼弹般击碎了所有人的预设：少年平静吐露“我去参加反对以色列的游行了”。此言一出，瞬间重塑其形象内涵：他的叛逆并非沉溺于低级的个人享乐，而是投身于关乎民族尊严与存续的集体抗争之中，“问题少年”的标签立时被置换为具有公共意识与深沉家国情怀的觉醒青年形象。
当少年那句“我去参加反对以色列的游行了”在琐碎纷争中骤然响起，个体生存的挣扎与民族的集体创伤完成交汇，琐碎的日常碎片与宏大的硝烟背景瞬间凝结为一个无法分割的痛苦整体——它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被长久冲突撕裂的土地上，无人可以真正逃脱其巨大的阴影。
影片以女性个体在家庭围城中的殊死突围为棱镜，折射出这片土地无处安放的压抑、扭曲的结构性不公以及寻求出路却屡屡碰壁的集体性创伤。它最终超越了个案叙事，成为了对整个沉疴困境的深切叩问：当女性在父权与世俗的夹缝中求生如同涉险，当少年尚未真正成年便被抛入对抗硝烟的洪流，当日常生活的每一丝缝隙都被生存的焦灼与身份的纠葛所填满，和平便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地缘政治理想，更是滋养基本人性尊严、允诺个体生活可能性的最根本土壤。
这部聚焦于“房间里的遗体”与“空头支票”的电影，以其冰冷而滚烫的现实主义笔触，向银幕之外的世界发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祈愿：愿那迫使少年拿起变声器去战斗、迫使女性不得不靠欺诈与共谋求生的战争铁幕早日消散；愿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最终能愈合伤口，让平凡的生命无需在硝烟与废墟中争夺尊严，而能在和平的荫蔽下，于真正属于“人”的、有希望的轨道上，找到属于他们的、不被扭曲的出路。
文/邱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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