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这部剧，表面上看是一桩桩关于“正当防卫”的案件审理过程，但真正讲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在创伤与权力的夹缝中迷失自我。它不是简单的律政剧，而是一部关于记忆、信仰和集体疯狂的社会寓言。
剧中的人物几乎都带着伤痕生活，他们的过去像一道永远结不了痂的伤口，时不时被现实撕开。江婷是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妻子，她的反抗看似合理，却充满了设计感。她在家里装摄像头，故意记录下丈夫施暴的过程，甚至在反击时也刻意留下“证据”。她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为了让人看到：一个女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复仇的。这种“表演式反抗”背后，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她知道，只有让整个社会看见她的痛苦，才有可能换来一点点正义。
段鸿山是检察官，曾经坚定地相信法律可以主持公道。可随着剧情推进，观众发现他其实早就对这套制度失去了信心。他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指着江婷身上的伤痕说：“这证明对方意图致死。”光束在照片上移动，仿佛是在操纵真相本身。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在告诉你：法律不是用来查明事实的，而是用来讲故事的工具。
李沐风则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他因为校园防卫过当被判刑十四年，出狱后整个人已经变了。他在监狱里用牙刷柄雕刻微型法庭，法官席上坐着的是当年霸凌者的照片。每到深夜，他就对着这些小人儿自导自演庭审现场。这不是疯了，而是他对司法系统最后的控诉——既然没人愿意听他说真话，那他就只能自己演给自己看。
剧中还有一个关键角色梅筝，她是江婷案的关键证人。但她也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她通过整容改变容貌，却在每次作证时穿上和当年被侵害那天一模一样的衣服。她不是在回忆真相，而是在不断重复那段痛苦的记忆。她的行为像是一种强迫症，也是一种心理依赖——她需要那个受伤害的自己，来支撑她现在的身份认同。
这部剧最震撼的地方，是它把整个司法体系呈现得像一场集体癔症。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连本该冷静的检察官和律师也开始失控。有一场戏是“模拟法庭”，所有涉案人员要互换角色，江婷穿上检察官的衣服去指控自己，段鸿山则要为李沐风写辩护词。就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开始抽搐，像是某种压抑已久的痛苦终于爆发出来。这不是身体的病，而是精神的崩溃。
而方灵渊这个角色，则代表了一种清醒的力量。她在翻阅旧案卷宗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所有“防卫过当”的判决时间，竟然都和财政拨款的时间完美重合。这个发现让她开始怀疑整个系统的公正性。她冒险潜入档案室，在一个尘封的保险柜里找到了一本密码本，上面记录着司法系统内部的受贿名单。密码，居然是《刑法》第二十条的条款编号——正当防卫。
这场追查最终让她看清了真相：所谓“正当防卫”，有时候只是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借口。真正的正义，早就在一次次程序操作中被掩盖了。
李沐风的终极反抗更是充满象征意味。他在法庭上掏出珍藏多年的校徽，上面刻着被霸凌者的名字。当法官要没收这个证物时，他突然咬碎校徽吞进肚子：“你们可以销毁证据，但吞下去的伤痕永远在流血。”这句话说完，旁听席上一片骚动，镜头扫过那些面孔，每个人的表情都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他们也许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那种相似的痛苦，依然深埋在心底。
这部剧还大量使用镜子作为隐喻。审讯室里的单向镜，照出的是办案者的贪婪；更衣室里的全身镜，映出的是检察官内心的恐惧；而法庭的玻璃幕墙，则折射出法律条文与人性之间的扭曲关系。镜子不只是反射现实，它也在放大偏见、制造幻觉。
最震撼的一幕发生在段鸿山与李沐风对峙的时候。两人隔着法庭的玻璃对视，水雾逐渐在玻璃上凝结，模糊了彼此的轮廓。那一刻，观众突然明白：所谓的正当防卫，不过是权力机器运作时溅起的血滴。而他们，都是这场集体癔症中的患者。
《正当防卫》不是一部轻松的剧，它让你思考，也让你不安。它告诉我们，正义不是一条清晰的线，而是一个被反复涂抹的画面。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那支画笔的一部分。
